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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周执行长王文静:没有大学文凭的日子,我说故事

创始人
2020-06-25 阅读 814

商周执行长王文静:没有大学文凭的日子,我说故事

「人生是一场牌局,拿什幺牌,是命中注定;如何出牌,操之在己。」
(Life is like a game of cards. The hand that is dealt you is determinism; the way you play it is free will.)

──印度前总理尼赫鲁

我的人生牌局,始于十八岁拿到的一张牌:一颗鸭蛋。若干年后,总忘不了那个笑不出来的夏天。

我是联考的失败者,没考上大学,因为数学挂蛋。唉,这其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,但我竟然办到了。讲到此,应该握拳。意思是,我的小学六年、中学六年,十二年的数学总结,一场零分。事实是,从小学三年级开始,我的月考数学分数就赤字,此后就不知道六十分为何物。结果是,程度差,有自知之明,但怎也没想到会在最重要的一场考试抱一个大鸭蛋。收到分数通知单时,我不可置信:「怎幺可能连一题选择题都没猜中!」没能力也罢,怎幺连一点运气都没挤出来。

一个愁云遮日的夏天,脱下高中制服换上另一套制服,我的大学梦碎。

我因此自卑、遗憾没有一张大学文凭。后来在社会上工作的前几年,当表现不错时,他人问起哪一所学校毕业,我忘不了对方期待答案是政大新闻系,但我回答是专科生时,对方的尴尬。我也忘不了,刚踏入社会,因为没有亮丽文凭,想要争取到一个面试机会的不易。

多年之后,我才懂得十八岁的这颗鸭蛋,真是我这辈子最大的祝福。我有时会假想,那年夏天的剧情若改写:我考上台大,结局会更好吗?不会,更惨。本性骄傲的我肯定会变成眼高于顶、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,最后,沈没在人海中郁郁不得志。很庆幸,老天让我的人生,从失败开始。让我提早有危机意识:「我是同侪的落后者,但不想一辈子泡在失败的酱缸。」于是,我从十八岁后的每一步都如履薄冰,虚心蹲马步,逆境也斗志昂然。

爱因斯坦说(Albert Einstein):「每个人都是天才,但如果你用爬树的能力来断定一条鱼,鱼一生都会相信自己是愚蠢的。」(Everybody is a genius, but if you judge a fish by its ability to climb a tree, it will live its whole life believing that it is stupid.)

鱼不但不会爬树,记性也不好。我常自我解嘲,自己是一条鱼。鱼只有短期记忆七秒钟。我也是,就连记录十个数字的电话号码,都须分三次才能写完成。遑论求学时要背诵古文的之乎者也、抽考英文单字默写。这让我在以背诵为主流的考试体系,短处尽现。但我有所长,逻辑清楚,对未知好奇。非常幸运,我这条鱼没有被「不会爬树」困住。

文凭,像河水,能载舟也能覆舟;文凭,有时候也像化妆品,妆一上,让自我或他人看不清楚真正的你。所以,没有漂亮文凭,很苦,但有可能是好事。当你没有它护航,就要亮出实力,搞定事情,把自己逼到墙角。逼你必须拥有「搞定事情」的能力。人生的终场,不会取决于一场考试。文凭是一时的,很多人错把一时,放大为永远,不论那是好的或不好的。不论那是好的或不好的。文凭也能够是隽永,如果它能开启一个人对知识的终生探索。

虽然十八岁没拿到好牌,不过,我后来的际遇很奇妙。
虽然数学零分,现在是商周集团执行长,要对财务报表负责;
虽然没有大学文凭,现在于台大新闻研究所教书;
虽然英文不好,还代表台湾,站上国际论坛演讲。

成为执行长、在研究所教书、到国外演讲,怎会是没有大学文凭的人敢想的未来?都不在计画中,但就是遇到了。最大不同是,勇敢接球,收拢为人生的风景。

十年了!每週二下午三点,我会关上办公室的门一小时,埋首完成当期杂誌的最后一篇文章〈总编辑的话〉。此刻,循例如此,不过这是我最后一次写此专栏。因为,二○○九年七月我卸下《商业周刊》总编辑。

回首过去十年的每週二,高潮迭起。有一次到瑞典出差,登机前,专栏还没完成,紧张的拿着手稿,飞奔上机。飞机赶上了,但气喘发作了。飞机在跑道上加速前进,密闭的空间让我喘不过气,气管紧缩,几度吸药无效,我快窒息于一架腾空高飞的飞机上。那是我生命中,第一次与死亡如此接近。我心想,好多事情没做,该不会死在一篇未完成的稿件上。

还有一次截稿日,二○○一年强烈纳莉颱风来袭。两天的豪雨量,是台北五十年仅见。半个台北盆地几乎都泡在水里,成了湖泊,一艘艘橡皮艇急着救人。大风大雨中,编辑部的同仁,家中或淹水、停电、停话,电脑瘫痪、通讯中断……,纷纷从淹水区赶到公司。而且,无一人缺席。对于当时的后製主管罗惠萍带领的这批同仁,我心里有很大的矛盾、不安与敬佩。

然而,当同仁在风雨中赶到公司楼下时,望着高高的二十一楼却上不去。因为《商业周刊》办公室所在区积水,地下室淹水,全面停电,电梯失灵,备用发电机也故障。即使上去,也无法开启电脑做版面。「如何是好?」杂誌送厂印刷时间进入倒数计时,準时出刊,是我们没有二话的承诺。主编惠萍试图拉电缆、买柴油启动发电机,都无法解决。后来,有人想出移地办公的方式。问题接着而来:一,台北市哪里没停电?二,临时办公室的电脑必须灌有编辑排版软体。三,对方不需要截稿,可以空出来让我们使用。那真是难上加难的任务!动用了所有关係,终于,我们借到《侬侬》月刊的办公室。他们的办公室在灾情较轻的新北市,而且截稿时间与週刊不同,办公室虽停电但备用电力系统可以启动。

我就是在那陌生办公室的小小角落,昏暗中,有惊无险地完成调度一位在纽约现场的记者报导该期九一一事件,核出当期所有稿件。

我总是核完当期稿件后,才能写〈总编辑的话〉。那是我每週最疲累,也是压力到达最尖峰的状态。十年来,密集的大量处理文字,让我在不知不觉中,产生阅读障碍。有人是厌食症,我是「厌字症」。不工作时,我很难读完一本书,总是翻了几页,就难以持续。这后遗症持续十几年,现在才好些。纵然辛苦,但我很开心,读者喜欢我的专栏,《商业周刊》的发行量亦逐年攀高。

卸下总编辑职务后,我转任集团执行长,副总编辑郭奕伶接替我的位子。我们对于新闻独立的坚持有共同信仰,这也是《商业周刊》创刊以来不变的理念。奕伶毕业于台大经济系,是同侪中很杰出的媒体人,作品多次获得各项大奖。相信,她会青出于蓝。 我想对共事十年的编辑团队致上最高敬意:「能与你们共同打过许多美好战役,是我此生的荣幸。不管环境如何恶劣,勿忘,对媒体的初衷。」

转换角色为集团执行长,我的心情甚为矛盾。我理解,执行长这角色是不被全天下上班族喜爱的角色,利益老挂在脑子里,冷血看数字。因此,当有一天,我必须从总编辑变成执行长的时候,我不知:我的生命是否将陷入金钱与数字的无止境追逐?还是,我能说服更多人一同攀登「喜马拉雅山」,创造历史?

当了十年总编辑,很过瘾!像躲在电影幕后的导演,完成一部部作品与梦想。但扪心自问,我或许在一个舒适圈太久了。在反覆与矛盾中,我一直忽略我的前任老闆金惟纯先生的角色。我从没想到,他真的会放下创办的事业,留我独撑大局。对于,他退休的决定,我一直很不以为然。

直到,有一个週末……

我回老家看父亲。他缓缓的指着两瓶龙眼蜂蜜说:「不是什幺昂贵的东西,但是蜜很纯。」他反覆说着:「蜜很纯」,要我提去送给金先生。问我这样做,妥不妥?我愣住。

为何我没想到要感谢金先生?而是,父亲。

父亲多次中风,身体时好时坏。第三度中风出院后,金先生专程到我瑞芳老家探望他,小小的客厅侷促坐着两个无话可聊的男人。当时八十四岁的老父亲,战乱中没机会读书,但做人极其厚道,总记得,金先生提拔他大女儿。一个连大学文凭都没有的女儿,竟当上总编辑,这是他老人家怎幺也想不透的。

他从不夸我,但眼神中,可以窥见老人的欣慰。欣慰来自于「女儿还有一份稳当的工作。」每当我倦勤,他就反覆说着:「饮水要思源,要谢谢金先生与何飞鹏先生。」从战乱中走过来的他,是真心真意的感谢,女儿能有一份工作的幸福。

看着这两支瓶子,立在饭桌上,我涌起拥抱它们的冲动。我彷彿看到,没有家人陪伴的漫漫白昼,剩下单眼薄弱视力的父亲,蜷曲在沙发,喃喃念着号码,吃力地拨打电话,一个号码又一个号码,终于拨通邮购公司的电话,成功订了「很纯的蜂蜜」。我可以感受到,屡败却屡拨,一次再一次,是老人家急欲说出口的感谢,这是他的一桩心事。

我想,纵然我跟金先生说一千万声感谢,都抵不过父亲这两瓶无言的蜂蜜。确实如此,金先生非常诧异中风后的父亲如此惦念。我也是,怎也没想到,担任执行长的第一堂课,竟是由父亲授课。他真是全世界最棒的老师。